民工首领说：“我不愿意背信弃义，但现在是众怒难犯，大家伙是这么商量的，我一个人总不能反对吧？反正你们城里人有的是钱，也不少我们这几个子。”说完这家伙不容分说地把电话挂了，再打就关机了。
回到事务所，香君将这几个月的财务报表做出来了。为了讨要工资，我们前后花了三十多万，其中光借给民工吃饭的费用就是十一万块。白门小声嘟囔着：“代理费是一百一十万，本来咱是能挣点的。”我问他现在做何打算。白门在桌子上狠狠拍了一巴掌：“要，实在不行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通过新闻界。”
香君说：“民工不看报纸，舆论对他们起不了作用。”
白门恶狠狠地说：“那法院的传票总有作用吧？我就不相信这帮孙子有胆量和法律叫板？”
我思索了一会儿：“你最清楚打官司的事，旷日持久，踢球扯皮，只不定还要花多少钱呢。咱们先别骂他们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们这么卖命地帮他们，他们也看见了，为了他们，咱俩差点死在陕西。要不咱们找他们一趟，说说道理，动之以情，没准能成。一百万没有，哪怕要回七十万也算是个交代。”
白门背着手，英模似的在房间里转了几圈：“双管齐下，先起诉，然后去找他们，不给钱就用法院压他们。奶奶的，螳螂捕蝉，民工在后。这叫什么事啊？谁是弱者呀？”
两天后，我们正式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接到起诉书的法官就是审理拖欠工资的法官，我发现那小子从一开始就想乐，却又不好意思。最后法官捏着嘴说：“我有个朋友在慈善总会工作。他说呀，慈善一个就后悔一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全他妈是白眼狼。你们俩打算怎么告啊？抓开发商我可以动用法警，抓民工就不成了，万一让新闻界知道，咱们就成欺负人了，他们肯定会说咱们是欺负弱势群体。再说七百多个民工，你让我怎么抓呀？”
我恼怒地说说：“谁欺负谁呀？明明是他们背信弃义，明火执仗。现在是他们跑啦！”
法官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你们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了，别人必然会关注。其实所谓的社会舆论就是口头正义，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却非常烦人，还是别招惹舆论为好。如果不麻烦新闻界，这个事呢，立案没问题，找人还得你们自己想办法。”
几天后法院通知我们，传票即将下达，审理程序已经启动了。白门决定，利用传票下达到当地的时间差，找民工们好好谈一谈。万一他们给了钱，就赶紧撤诉。我们根据民工首领登记的地址，踏上了西南的辽阔土地。
西南地区是蛮荒之地，向来人多地少，而且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多年来一向是输出民工的重要地区。当年我在广东谋生时，时常去西南出差，对那一带有不错的印象。主要是觉得西南数省物价便宜，女人热情，饭菜也做得地道。另外当地人看来还算淳朴，不似中原人那样智慧多多，心计多多。
我们在省会下了飞机，白门本打算租一辆汽车直接开过去。我急忙拦阻了，这地方可不是陕西，西南地区的山陡峭险峻，山路如活人大脑上的勾回，根本就摸不着规律。另外我是真心疼钱了，事务所赔成这样了，能省几个是省几个。
我们在机场辩论了半天，白门见我没有丝毫妥协的迹象，只得同意了。我们来到长途车站，买了两张去川下的车票。
民工们大多扎堆，往往都是同乡、亲戚，住得都很近。欠了我们代理费的民工都是川下人，其中就包括那个民工首领。
川下在省会的西北方向，是个山区县。岷江穿境而过，大江两岸则是高不见顶的大山，据说再往西走就进入藏区了，是当年长征走过的地方。川下的居民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这是唯一通公路的地方，多少有些耕地。我想不明白，在这样一个耗子不拉屎的地方，居然也生出了十几万人，不做民工才怪呢。
民工首领住在县城外的一个小镇子上，他家是座二层楼的建筑，看着挺气派的。我们俩三脚两脚地把门踹开了，这家伙看到我们俩从天而降，惊得眼珠子差一点掉下来。他哆哆嗦嗦地说：“你们，你们，你怎么来的？”说着，他一个劲向我们身后观察，估计是找警察呢。
白门轻蔑地说：“让你看见了，人家就不干这行了，都藏起来啦。把你的人全给我找过来，把代理费一个子不少地给我，我立刻就走人。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民工首领颇是为难：“大家都散了，都回家了，要找过来得花好几天呢。”
我说：“行啊，那我们就在你这儿等着了，等法院的传票来了，找不着别人，你跟我们一起回去一趟，你当他们的代表，坐牢也是你的事。”
民工首领横着跳了起来：“凭什么让我跟你们回去？是大家的主意，投票啦，法不责众。”
我有点无可奈何了，这家伙的话不无道理，总不能把七百多人全抓起来吧？白门冷笑道：“你也知道你们犯法了，我还以为你们不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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