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扬不说话了。他常常这样，觉得自己已经把观点阐述清楚了，便会及时地从争论中撤出。保持适度的沉默便是最有力的雄辩。他还认为，必须留出足够的余地，让对方自己去思考。唇枪舌剑，只能把对方逼到无话可说的绝境，但问题最后的解决，还是要靠对方自己在思考中去完成。
“贡开宸很快就要被免职了，你知道吗？”张大康突然转入“正题”，问。马扬淡然一笑：“是吗？”张大康端着酒杯站了起来，问：“你不信？”马扬又笑了笑：“你信？”张大康再问：“你为什么不信？”马扬反问：“我为什么要信？”张大康做了个幅度很大的手势：“许多人都在这么说……”马扬一笑叹道：“真可惜了你还是K省强势群体的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居然也在拿民间传说来做时局判断的依据。K省啊，我可怜的K省，你怎么会有光辉前程呢？”“贡开宸家里的人也这么说……”“贡家人？哪一位？贡志和？他没这么瞎嚷嚷吧？没有吧？”“但你总得承认贡开宸这一回是严重受挫了。从北京回来他肯定要收敛、沉闷上一段时间。他一定得找个安静的角落，去疗救自己的伤口。这是个机会，马扬，你不觉得吗？这是个难得的空当。别走啊，留在K省，你我正好可以放开手脚好好干一番。南方人才济济，有你一个不多，缺你一个也不少，去那儿凑啥热闹嘛。干脆到我公司来干吧。只要你愿意来，董事长、总经理随你挑。年薪嘛，咱们绝对不少于这个数。”说着，张大康便伸出五个手指，在马扬面前用力地晃了一晃。
“五万？”马扬故意问道。
张大康一耸眉毛：“五万？你把我当什么了？五十万！怎么样，还说得过去吧？刘备请诸葛，也就三顾茅庐，一杯薄酒。你老人家仔细算一算，我上你这儿来过多少回了？少说也有七八回十来回了吧？上我那儿去吧，我保证给你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
马扬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自由空间’？哈哈哈哈……老同学，这几个字从你嘴里蹦出来，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资本家会给他的雇工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这又是你自己的新创造吧？哈哈，哈哈哈哈……真可以去拿诺贝尔经济学‘创新’奖了。可我还没弱智到会相信这种鬼话的程度！”
张大康不无尴尬地一笑：“你小子又在臭我。”
马扬沉静下来：“咱们先不说你我之间的事。有一点，你的判断有重大失误。这么多年，谁听说贡开宸公开承认自己会受挫？谁又告诉你，贡开宸受挫了就会沉闷？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他。K省是他一生的梦想，K省在他老人家的治理下，曾经非常辉煌过。多年来，他在中央一些要人的心目中有相当的影响。目前虽然困难重重，但你必须承认，这老头儿身上有一种过人的韧性，过人的攻坚能力。他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省委一把手这个位置，绝对不会。即便这么做了，也只能认为是一种政治姿态，绝非他的本意，也绝不会产生真实结果。他认为他在K省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没有做。他还会抓住大山子问题，大做文章，从大山子找到突破口，把整个K省的工作再拱上一个台阶。而中央也会权衡，当前在中国，能主持K省工作，比较好地解决K省问题，暂时看来还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所以，根据我的判断，中央绝对不会免去这位贡大人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贡开宸杀回K省，重打锣鼓另开张的可能性极大。他回来后，第一件事，他要干什么？他必然要整肃内部，稳定队伍。他必然要拿我这个‘刺儿头’开刀，这是他别无选择的选择。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会这么干的。曹操不杀杨修，何为曹操？！又怎么能为魏国奠基？所以，老同学啊，你就别再劝我留在K省了。你劝我留下，就是在要我的小命。最后，我再次向你重申，我马扬这辈子绝对不会下海。我鼓励过许多人下海，其中也包括你老兄，但我自己绝对不下海，也包括到你恒发去拿几十万年薪当什么董事长老总什么的，所以，以后你不要再拿花花绿绿的人民币来诱惑我这个穷书生了。可爱又可恨的摩非斯特先生啊，还是离浮士德同志远一点儿吧。他心里既烦躁，又害怕，怕有朝一日顶不住你这几十万年薪的诱惑而丢失了自己那份必要的贞操……”
张大康哈哈一笑：“啥贞操？愚忠！固执！”
马扬却叹道：“随便你说它什么都可以，也许，用俗人的一句话说，这就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张大康沉默了，最后只得苦笑着指着马扬的鼻子，啐道：“你他妈的，整个儿一个贡开宸的翻版。你们俩，谁说谁啊？! ”张大康愤愤地走了。马扬却仍温和地笑笑，塌坐在一堆纸板箱上，漫不经心地冲他高大的背影摆了摆手，拉长了音，叫了声：“你他妈的这个粗野汉子，走好—”
张大康带着强烈情绪化的脚步声，笨重而又快速地，终于消失在楼道尽头。马扬脸上的笑容也随之一点点凝固了，僵化了，渐渐淡去。当这笑容最后从他唇边完全消失时，他低垂下了脑袋，完全失去了收拾行装所必需的那份精细心情，呆坐着了。应该承认，马扬对自己选择“逃亡”，心有不甘，真可谓“既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么多年，何必在这“灼人的太阳地里”，苦苦守望着这片“麦田”，以致“沦落”到今日这一步？要走的话，早就可以走的嘛。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公务员队伍里，多少像他这样被称作“年富力强”的当任干部掉头他去，进入商海；商海里又有多少条民营、国营“大船”的“船老大”，向他们这些年轻的厅局级、县处级干部发出过各种各样极具诱惑力的“召唤”……他从未怀疑，自己去办公司，即便不能说比张大康“之流”办得更好，也绝对不会次于他。让个人拥有几部大奔，几幢小楼，几个国际头衔，应该说是“小菜一碟”。但他没走。不走的理由，他从不回避，他看重公务员群体对整个体制的那点儿“影响力”；他从不回避，他的志向并不在办好一两个公司上。他认为现在，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一个能让所有的公司都办得起来，并且能让它们中的大多数办得兴旺的环境和条件。这对于已经走上改革不归路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中国当然缺乏优秀的企业家（老板），但同样毋庸置疑又往往被人们议论得较少的却是，中国更缺乏真正能按人民的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操作和改造整个体制的优秀公务员和杰出政治家。在这一方面，也许可以说他的胸臆间还荡漾着一股“学者”的迂执和激情。但曾几何时， K省这块数以十万平方公里计的地面上，居然也容不下这么一个迂执“学者”的小小五尺之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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